其中，住宅待售面积下降15.0%，扩大4个百分点。
而我国世界财富500强中涉及智慧城市业务的主要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华为等，去年营业收入合计3096万亿美元，约为美国智慧城市骨干企业收入的1／3，而利润仅为美国的1／9。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副研究员潘崇超说，从智慧能源建设看，技术上的突破约占30％，政策机制突破约占70％。
到家前半小时用手机软件开启室内供暖，到家时屋里就暖和了，这样一个小小的系统就能大幅节能。比如北京智慧城市建设有一个重点，即无纸化办公、政府管理信息化、政府大数据，但这是政府要做到自己的便利，而非让民众便利。推进城市科技文化和诸多领域改革，促进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城市管理服务融合，提升城市智力和服务水平，建设综合性城市管理数据库，发展民生服务智慧应用，实现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目标。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城市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徐振强博士说。政府该关注公共品而非商品 智慧城市就是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
专家们的眼里，智慧城市的打造跟每一个普通人都息息相关。同时，我国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以生态破坏为突出表现的城市体系的脆弱性快速显现出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指产业从低水平、低科技含量产业向高水平、高科技含量产业转型升级。
受城乡户籍制度、农民工人力资本较低等因素影响，农民工通常难以在城市定居，这直接导致他们过早地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导致人力资源的浪费。但是，如果我们能以发展的眼光看，又会发现我国人口新红利正在形成。传统观点认为，人口红利指的是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人口抚养比较低，因而储蓄率较高，可以促进高投资，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率。如果能够适当延长退休年龄，继续发挥60岁以上人才的优势，我国经济增长将会获得更多劳动力供应。
其次，大力培训农民工，做好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工作。一个时期以来，有人认为我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未来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还会进一步提高。当前，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我们应多措并举释放人口新红利，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方面，虽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基数很大，但劳动力素质相对不高，提高劳动力素质还有较大空间。这反过来又会对劳动力提升自身人力资本产生巨大负面作用，陷入产业结构层次低—对高素质劳动力需求不足—劳动者忽视人力资本提升的恶性循环
完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加大公共教育投入向中西部和民族边远贫困地区倾斜的力度。人口红利要从数量上的红利转向质量上的新红利，就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单纯依靠人口数量增加提高人口红利的方式，更多依靠人口质量提升来形成人口新红利。虽然我国的人口数量红利减少，但可以通过人口素质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来促进经济增长。其次，要实行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
优化人口政策，夯实形成人口新红利的基础。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们需要用人口新红利的观点来看待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应对这一问题，我们需要优化人口政策。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寿命不断延长，而退休年龄却已相当长时间没有改变。
然而，只从人口数量的角度来看人口红利是片面的。最后，提高义务教育水平。为此，既要着力提高农民工的素质，也要为其在城市就业、安居创造条件，通过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增加劳动力供给。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通过扩大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带动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随着经济增长，人口首先表现为数量上的高速增长，但到工业化基本完成后，人口增长速度会逐渐放缓，甚至会出现负增长。近年来，随着我国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和职业培训的蓬勃发展，我国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在不断提高。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不到55岁，很多人60岁以后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或不具备正常劳动能力。首先，应在全社会树立终身学习理念，持续打造学习型社会，努力建设学习型社区、学习型政府、学习型企业等，不断提高劳动者综合素质和工作技能。
我国现行的退休政策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确定的，已经几十年未变，导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过早退出劳动力市场。人口新红利是指受劳动力素质提升、劳动年限延长和就业结构优化等因素影响，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经济结构得以优化升级，从而使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传统观点认为，人口红利指的是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人口抚养比较低，因而储蓄率较高，可以促进高投资，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率。从2011年起，我国人口抚养比开始逐步上升，说明我国面临传统人口红利消减和老龄化加速的双重压力。
另一方面，虽然我国老龄化趋势在加剧，但人口平均寿命也在不断增加。首先，要保持人口集约型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尤其是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继续下降为100361万人，比上年减少108万，占总人口的比重进一步下降为73%。
当前，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我们应多措并举释放人口新红利，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201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9992元，65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0.5%，这意味着我国在还没有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时候就已提前进入了比较严重的老龄化社会，面临未富先老的问题。
因此，衡量人口红利常用的两个指标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人口抚养比。为此，我们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并执行相应的人口政策。
目前，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5岁，绝大多数劳动者在60岁时还具有完全劳动能力，身体状况可以承担正常的劳动强度。为此，应着力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个时期以来，有人认为我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积极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大力提高义务教育巩固率。这反过来又会对劳动力提升自身人力资本产生巨大负面作用，陷入产业结构层次低—对高素质劳动力需求不足—劳动者忽视人力资本提升的恶性循环。新形势下，我们要继续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高素质劳动力提供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也激励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从而形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劳动力素质提高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不断释放人口新红利。
如果能够适当延长退休年龄，继续发挥60岁以上人才的优势，我国经济增长将会获得更多劳动力供应。我国应根据人口寿命的现实情况制定延迟退休政策，这是西方发达国家充分利用劳动力的基本经验，也是我国的现实需求。
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取得明显进展。三次产业的内部结构也在优化升级，科技进步对产业发展的贡献率在不断提升。
一方面，虽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基数很大，但劳动力素质相对不高，提高劳动力素质还有较大空间。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是一个世界性趋势，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曾适时延迟退休年龄以应对老龄化加剧的问题。
